近期反腐大局《人民的名义》热播，讲述了反腐天团与位高权重的贪腐分子之间斗智斗勇的故事。遵从社会准则（即做出规范性决策）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独特特点，尽管这种做法意味着会损害自身的利益。然而，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意味着，人们有时会以牺牲道德准则为代价去追求金钱和财富。在社会交互情境中，面对金钱的诱惑，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贿赂，还是会再三深思？

贪官大脑的神经机制研究（此部分整理自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官网《贪官大脑的神经机制研究》一文）

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UG）诠释了社会决策中一个非常基本且重要的社会准则——公平准则，并且为描述违反公平准则的决策行为提供了成熟的研究范式。其基本规则是：由两名参与者分配一笔固定数目的金钱，其中一名作为提议者向另外一名回应者提出如何分配这笔钱，回应者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提议者的分配方案。若接受，则按提议者的方案分配；若拒绝，则二人均得不到任何金钱。该任务中不公平方案的提出被视为违反了公平准则，因此拒绝不公平方案被视为一种维护公平的规范性决策。以往已经有研究发现面对高额的金钱刺激，人们会摒弃维护公平的规范性决策而选择接受不公平的分配方案。然而，这一偏离规范性决策的行为背后的神经机制目前仍不清楚。 

为探索公平准则受金钱调节的神经机制，心理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李纾研究团队采用UG任务范式，对28名健康被试进行了行为学和脑功能影像学数据采集。在本项研究任务中，被试作为回应者来对其他参与者（人或者电脑）提出的方案给出接受或拒绝的反馈。该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独立操纵了公平和分配金钱总额两个变量以考察金钱对公平的调节作用。行为结果发现：高金钱总额条件下，人们对不公平提议的拒绝率显著地低于低金钱总额条件，这与以往的研究发现相一致。影像结果发现：（1）金钱对公平准则起到显著调节作用的脑区在右侧前额叶皮层（right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及双侧脑岛（bilateral insular cortices）；脑岛的三个亚区（dorsal-anterior insula，ventral-anterior insula，mid-posterior insula）表现出不一致的调节模式。这种调节效应在其它参与者为电脑时并不显著。（2）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其他参与者为“人”而非“电脑”时，左侧额下回（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的活动程度被调节的程度与拒绝率被调节的程度显著负相关，即个体越倾向于违背公平准则，左侧额下回的激活程度就越强（图1）。这些研究结果说明，在社会互动情境中，前额叶皮层对人们做出与公平相关的规范性决策起着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该研究通过操纵金钱刺激来改变公平相关规范性决策，发现了公平准则受金钱调节的神经基础，同时阐释了这种调节效应的个体差异的神经基础，这为研究规范性决策的神经机制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视角。 

该研究部分受国家基础研究计划（973项目，2011CB7110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371476）以及北京市科技新星项目（Z121107002512064）的支持。研究结果已发表在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期刊上。

论文信息：Zhou, Y., Wang, Y., Rao, L-L., Yang, L-Q., & Li, S. (2014). Money talks: Neural substrate of modulation of fairness by monetary incentives.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8, 150.

我们很容易会因权力而贪污腐败

事实上，那些有权力的人有时候会对他人呈现出权力感和无礼感，这背后也蕴含着心理学原理。2003年，一个发表在《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的研究里，学生三人一组并且共同写作一篇短论文。两个学生被指示去写论文，而第三个是负责评估这篇论文，然后决定那两个学生分别会获得多少钱。在合作的中段，研究人员拿来了一碟饼干，一共五个。虽然通常最后的那一块都没人吃，但是“老大”几乎总是把第四块饼干吃掉——还要吃得拖泥带水，嘴巴大张。

“当研究人员在科学实验中向被试给予力量，他们更有可能用可能不恰当的方式，和他人有身体上的接触，或者用更直接的方式和别人调情，做出有风险的抉择和赌博，在谈判中首先提出报价，说出心中所想，还有像甜怪饼[1]那样吃饼干，在下巴和胸前都是饼干的碎屑，”心理学家Dacher Keltner，研究的领导人之一，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更大善意科学中心的杂志上这样写道。

为何退休前更容易贪腐？（此部分整理自彭凯平教授《贪官心理学：为何退休前更容易贪腐》一文）

生活中充满了无数次的结束，心理学研究发现，这种快结束的感觉，有时反而会引发不良的心理反应。特别是在欺骗成本很低的情形下，人们很有可能在快结束时的最后一次机会里选择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不是坚守社会期许的道德——这种现象被赋予了一个很直白的名称：cheating-at-the-end effect（未端欺骗效应）。

“末端欺骗效应”所描述的是：当人们面对一系列的利益选择时，更倾向于在最后一次时采取欺骗行为的现象。研究者们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是“cheating at the end to avoid regret”。当然，其意思不是“对自己的欺骗行为深感悔恨”，而是说真正导致“末端欺骗”现象的原因是：人们为了避免后悔，要抓住最后一次机会撒个谎。

研究者们首先认为，人们的欺骗行为源自对want（想要）和should（应当）之间的权衡，而影响权衡结果的两大因素是scarcity（机会的稀有性）和anticipatory regret（预期后悔程度）。结果发现，当人们认为自己面临最后一次选择机会时，欺骗行为的比例相比其他选择中的比例就会显著提高；同时，人们的预期后悔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在最后的机会中采取欺骗行为。

研究者在研究中，分别做了四个实验和一组元分析，以期验证两个假设：

1、当人们以为只有最后一次撒谎机会时更容易撒谎；

2、当人们以为只有最后一次撒谎机会时，对错失机会的预期后悔程度会导致他们更愿意撒谎。

实验1和实验2采用了相同的实验范式，即要求被试自己投掷硬币并报告朝上的一面；而当朝上的一面符合实验预设的中奖面时，被试就能够拿到0.1美元的额外报酬。

实验1

在实验1中，所有被试都要掷13次硬币，自变量为实验开始前被试被告知的总投掷次数，分别为7次（expect-7），10次（expect-10），13次。也就是说，一部分被试在以为自己用过最后一次机会后还要完成6次或3次投掷。结果发现，expect-7组的被试在第7次投掷中报告中奖的比例出现峰值，expect-10组则在第10次投掷中出现了中奖峰值，并且与其他试验次数（trial）的结果比较均差异显著。

然而，研究者发现，那些被告知有13次投掷机会的被试的自我报告结果，并不符合“末端欺骗”的假设……即他们在最后一次机会中的中奖率并不是最高的。于是研究者们猜测，可能因为他们觉得获利机会已经很充足了，就没必要再撒谎。

实验2

于是，在实验2中，研究者将总投掷次数增加到了20次，然后被试被分为expect-10和expect-20组（即预先被告知共有10次或20次机会），另有一组被试是unknown组，即不知道共有几次投掷的机会。结果显示，expect-10组第10次投掷的中奖率显著高于其他试验次数；而expect-20组在第20次投掷中没有出现中奖率显著提高的现象，也就是不支持“末端欺骗”的假设。

结束两个实验后，研究者针对五个使用掷硬币范式的实验数据进行元分析，最终的结果是：在最后一次机会里，人们的中奖率显著高于之前的试验次数；同时，人们在最后一次时撒谎的概率相比先前试验次数的平均概率高了将近3倍。

实验3

实验3：是对实验1和实验2的延续，被试的任务是想象自己在已经投掷出3个正面和3个反面（即有50%的试验次数获奖）后，剩余的1次（expect-7组）或3次（expect-10组）投掷的结果，并在之后汇报自己对于选择的预期感受。

结果显示，“末端欺骗”现象同样发生在想象任务中，人们对于诚实行为的预期后悔程度对该现象起调节作用。

实验4

实验4：使用了另外一种实验范式，被试被分为两组，分别需要在网络上完成对7篇（expect-7组）或10篇（expet-10组）文章的编码，而报酬是根据被试自我报告编码所用的时间决定。实际上研究人员在网页上监控了被试的浏览时间，结果发现所有被试都虚报了编码所用的时间，而expect-7组在第7次汇报中的虚报时长是最高的。

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启发意义非常大，比如说：颇具中国特色的“59岁现象”就完全吻合了“未端欺骗”的规律——即许多政府官员、国企高管会趁着退休前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在59岁大寿的时候利用职权为自己狠捞一笔。

当然也有研究发现，官员不一定非在59岁才发生贪污腐败。不过，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贪官都是在某个位置呆过足够长的时间后，或者在离开某个肥差前，赌一把自己的运气，开始走上贪污腐败的道理。然后带病提拔，不可收拾，最终酿成大错，悔恨终生。显然，产生腐败行为的原因不是年龄而是主观的时间紧迫感。

腐败是一个永恒性的话题。只要有公权力的地方，腐败始终隐藏在权力的某个角落，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不知道何时会爆炸，无奈的是我们在腐败这个炸弹面前显得那么被动。如何进行有效的自我心理调适，始终在正确的权力轨道上前进，是摆在每个体制人面前的一个永恒的话题。